湖光山色、世外桃源、自由乐土、教育为本，这就是瑞士希望对外输出的国家形象。为了瑞士文化外交的利益，人们有意将卢梭打上“瑞士标签”，经常将这位哲学家工具化、瑞士化，并且对他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总而言之，这位杰出的思想家的方方面面都已物尽其用，为瑞士正面形象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卢梭开始在哲学辩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当时瑞士文化处于欧洲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这位学者却心甘情愿地为瑞士摇旗呐喊，宣称自己具备一定的瑞士文化气质。“日内瓦公民”屡次对瑞士政治制度大加赞赏，即使这种制度其实是被理想化了。在他眼中，瑞士联邦州的政治组成精炼高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鸿沟。卢梭在小说《新爱洛绮丝》中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瑞士壮丽的湖光山色，可以说这部18世纪的“畅销书”为瑞士正面形象的输出做出了贡献。简而言之，卢梭是诗人也好，教育家也好、音乐家也好还是哲学家也好，他的这些职业身份后来都成为瑞士文化外宣的工具，针对的是不同的受众。

二战后，瑞士文化外交对卢梭形象的输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战后初期，卢梭成为宣传瑞士田园生活的首选人物。借助这位学者可以对外阐释瑞士几百年来一直是一个注重自由与教育的国度：自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以将，瑞士当之无愧地成为教育学的摇篮。

-1962年，瑞士国家旅游局举办了《让-雅克·卢梭年-回归自然年-瑞士年》系列文化活动，标志着对卢梭的解读出现了拐点。人们在该项活动中看到了“两个卢梭”：一个是瑞士化的卢梭，一个是新的卢梭。新的卢梭更具普世价值，与瑞士的美丽风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切割。“三年”庆典活动由弗朗索瓦·罗斯特（François Jost 1918-2001）策划，组委会由瑞士国家旅游局、瑞士文化基金会和比尔地方旅游局构成。由于卢梭曾经在比尔市的圣皮埃尔岛上居住过，因此当地旅游局有意借助该项活动将这个小岛打造成旅游亮点。作为孔萨格-德·瑞诺尔德（Gonzague de Reynold）的忠实信徒，弗朗索瓦·罗斯特在他的报告中给卢梭打上了瑞士的标签：“卢梭个性的基本特点与瑞士民族个性的基本特点完全吻合”。“三年”庆典活动旨在对外展示瑞士是道法自然的先驱，同时提升瑞士旅游的魅力。组委会对卢梭诞辰250周年纪念活动做出这样的评价：“在卢梭之前，外界一直将瑞士的山峰比作地球上的脓包。正是这位哲人使它们实现华丽转身，使瑞士成为度假胜地”。

-在组委会内部，对卢梭的评价其实并不一致。弗朗索瓦·罗斯特为该项活动编纂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我们的卢梭》，由马赫赛尔·约雷（Marcel Joray）负责出版。瑞士文化基金会主任在给这位出版商的回信中却这样写道：“这本小册子的标题会让外国公众对我们产生误解，觉得我们滑稽可笑，因此基金会不赞同该书以这样一个名字出版。[…]在卢梭年活动中，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对卢梭实行垄断。如果刻意给卢梭贴上瑞士的标签，外界就很容易指责我们企图将这位作家打造成‘瑞士历史纪念碑’。”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瑞士文化基金会想和输出瑞士政治和旅游的正面形象这种理念保持距离。 基金会的立场至少得到了两个人的赞同：首先是电影人克劳德·果赫塔（Claude Goretta），他为该项活动的献礼是《让-雅克·卢梭或梦想的能量》（Jean-Jacques Rousseau ou l’énergie des rêves）；其次是文学评论家让斯塔罗彬斯基，他的《透明与障碍》（La transparence et l’obstacle）与弗朗索瓦·罗斯特的《瑞士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suisse）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此之后，瑞士官方机构对卢梭的表述经常自相矛盾：时而将卢梭瑞士化，时而将卢梭与瑞士进行切割。这种可笑的倾向在1968年圣安东尼奥世博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瑞士国家馆中有一只巨大的机器鸟，沿着一条钢缆振翅高飞。它的爪子下边是一个篮子，里边坐着让-雅克·卢梭。瑞士民族英雄威廉·退尔手持望远镜，引导这只金属猛禽在国家馆内实施机动。这件展品的寓意是：瑞士是一个动态的国家，其秉承的价值观也会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这种对卢梭主义的多元化表述似乎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将依然盛行。

参考档案：

瑞士联邦档案馆E9510.6 1991/51/429.

参考书目：

托马斯·卡戴尔巴克（Thomas Kadelbach）《瑞士制造-瑞士文化基金会以及瑞士海外形象》，载：克劳德·奥塞尔（Claude Hauser）、布鲁诺·赛格（Bruno Seger）、雅克布·塔耐（Jakob Tanner）合著：《文化与政治之间：1939年至2009年的瑞士文化基金会》，苏黎世/日内瓦，NZZ 维尔拉格出版社/斯拉特金纳出版社2010版。

吉罗姆·梅左兹（Jérôme Meizoz），《哲学无赖》（Le gueux philosophe），洛桑，对立面出版社20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