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20日，瑞士联邦政府在伯尔尼的政治部收到一封来自瑞士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加急电报。电报的发出时间在瑞士文化基金会在当地举办的瑞士电影周活动开幕式结束之后。在这封电报中，瑞士驻莫斯科大使馆建议联邦政府撤销几部准备在电影周活动中上映的电影，并且要求政治部对瑞士文化基金会的工作直接进行干预。使馆介入的理由很简单：在电影周中上映的两部故事片对瑞士在苏联的声誉将产生负面影响。这两部电影一部是《边界的故事》（Storie di confine），另外一部是《灯火管制》（Black out），均反映了瑞士社会生活的一些消极因素。

《边界的故事》讲述的是二战期间在瑞士和意大利边境上的走私活动。《灯火管制》则表现了瑞士一对夫妻退休后的生活。这对夫妻由于害怕国际局势将迅速恶化，于是在家里储存了大量的食物以应付饥荒。其实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想。

瑞士驻莫斯科大使的夫人对这两部电影非常不满。她在写给瑞士联邦政府的信函中表达了她的愤怒。“《边界的故事》是一部卑鄙下流的电影，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形象，这实在使人痛心。[…] 在这部电影中，那些身着军装驻守在边境的瑞士士兵变成了一群下流胚。他们在性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变得腐化堕落，禽兽不如，举止粗暴，头脑简单。[…] 我们瑞士人并不是天使，但是在苏联放映这样一部损害瑞士形象的电影实在是太过分了”。

1973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和第比利斯举行的瑞士电影周由瑞士文化基金会主办，瑞士导演协会和苏联驻伯尔尼大使馆协办。瑞士电影周的设计理念是展映瑞士最新的电影作品，为电影艺术家提供展示创作的平台。在莫斯科瑞士电影周活动中，参加展映的电影中有好几部是由瑞士新电影流派的导演执导的，如亚历山大·赛勒（Alexandre Seiler）、伊夫·叶尔森（Yves Yersin）和马尔库斯·伊莫夫（Markus Imhoof）。这些电影导演到达苏联首都之后，都一致强调他们的作品采用的是批判的视角。

瑞士联邦政治部秘书长在接到电报后决定立即制止瑞士文化基金会在苏联首都的“荒唐行为”，但是瑞士联邦内务部电影局却表示反对，理由是如果对该项活动进行审查将会激起瑞士新闻界的愤慨，并且无助于向苏联宣扬瑞士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使馆的抗议声中，瑞士电影周依然在苏联按原计划顺利举行，并且赢得了当地媒体的赞扬。 这件事反映了瑞士官方在国家形象宣传和文化交流方面的立场并不是一致的。 后来瑞士联邦委员会收到了好几份关于该项活动的评估报告。

瑞士电影工作者后来在他们的分析报告中承认在苏联举办的瑞士电影周活动中，苏联观众对瑞士电影的理解和他们拍摄电影的初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苏联，电影首先是一种政治宣传工具，苏联公众无法领悟瑞士电影的社会批判功能和讽刺手法。例如亚历山大·赛勒导演的影片《我们的教师》本意是揭露瑞士传统教育方法的缺点，然而莫斯科的观众却认为该片反映了瑞士先进的教学理念，因为他们对学生要穿统一的校服的规定已经习以为常。

参考档案

瑞士联邦档案馆E2003(A) 1988/15, 第486卷

作者

托马斯·卡戴尔巴克（Thomas Kadelb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