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文化基金会是瑞士联邦政府文化政策的最重要的执行机构。 作为精神国防运动的产物，基金会在1939年国家展览会结束后成立。在上世纪30年代，鼓吹极权的思想在欧洲蔓延，瑞士联邦政府开始真正意识到文化对于塑造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性。由于瑞士周边全是强国，为了阐释瑞士作为独立国家的合法性，瑞士必须拥有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按照精神国防运动的理念，瑞士是三种欧洲文化在同一块领土上交汇的熔炉。1939年，瑞士文化基金会以临时工作组的形式成立，它的职能是向国外宣传“瑞士精神”。由于二战的原因，基金会在1945年之后才开始真正在国外举办文化活动。

瑞士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伊始一直秉承精神国防理念在海外推介文化项目。它在海外举办的艺术展强调瑞士艺术的独创性，其下属的新闻处致力于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化瑞士国情的特殊性。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期。

作为联邦政府文化政策的执行机构，瑞士文化基金会的另外一项职能是听取国内文化界人士的意见。不过正是这项特别职能使基金会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改变其文化外宣导向。由于文化界人士经常批评瑞士因循守旧、缺乏气魄，基金会慢慢抛弃了精神国防的正统观念，以避免被国际孤立。在冷战时期，基金会在鼓励艺术创作方面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政策，结果招致极端保守派的恶毒攻击。

从1952年至1964年，让-罗德尔夫·德萨利（Jean-Rodolphe de Salis）担任瑞士文化基金会主席。这位历史学家兼记者以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为己任，哪怕是在处于铁幕之外的国家。他的这种开放性政策招致许多非议，精神国防运动领导机构瑞士情报处（Schweizerischer Aufklärungsdienst）更是对此耿耿于怀。1961年，德萨利在写给联邦委员会的一封信函中对批评者发起致命一击，认为精神国防运动名为反共，实为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结合体。

在文化外宣方面，瑞士文化基金会也逐渐摆脱了最初的思想桎梏。基金会的外宣政策原本是强化瑞士的国家神话，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基金会开始对这一理念提出质疑。1984年，基金会订购了一本向海外发行的瑞士历史教科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时候会认为瑞士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我们编纂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探讨瑞士是否应该戴上这顶桂冠，而是用粗线条勾勒出这个国家从成立以来到今天的发展轨迹。”瑞士文化基金会在成立40多年后终于从精神国防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抛弃了原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国家神话的指导思想，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因应各种当下的挑战。

参考书目

乌尔斯·比特利（Urs Bitterli）：《让·鲁道夫·冯·扎利斯：变动时期的历史学家》，苏黎世，新苏黎世报出版社2009年版

《 精神国防运动：瑞士集权主义抑或反集权主义的根本妥协？》，参见《瑞士的发明（1848-1998）——国家的形象设计》，苏黎世，Chronos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379页（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 : helvetischer Totalitarismus oder antitotalitärer Basiskompromiss?“ in: Die Erfindung der Schweiz 1848-1998. Bildentwürfe einer Nation, Zurich, Chronos 1998, S. 364-379）

约瑟夫·莫斯尔（Josef Mooser）《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精神国防运动》，参见《瑞士历史杂志》1997年第4期，第685-708页（Die ‚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in den 1930er Jahren“, in: Schweizer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1997 Nr. 4, S. 685-708）

作者

托马斯·卡戴尔巴克（Thomas Kadelb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