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初期，瑞士对欧洲的文化外宣主要局限在铁幕以西的国家和地区，因为瑞士没有任何理由在东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冒险：首先瑞士在东欧国家并没有多少经济利益，其次瑞士国内有许多势力支持反共政策，最后瑞士与东欧国家无论是语言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在1956年匈牙利危机之后，与东方阵营的文化关系问题在瑞士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许多爱国组织号召对东欧进行全面抵制，不过也有人反对这种极端执拗的态度。比如说瓦尔特-马蒂亚斯•迪格尔曼（Walter Matthias Diggelmann）这位青年作家就将这种观点和三十年代在瑞士兴起的“精神国防运动”的理论基础联系起来。一些报纸也呼吁瑞士发展与东欧的关系以及文化交流，认为这种做法对于西方阵营来说并无大碍，但是可以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东方阵营至于危险的境地。

瑞士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与东方阵营开始了接触。1956年，随着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上台，波兰的政治气候出现了松动。1960年，《日内瓦报》与《华沙生活报》正式启动文化副刊交流项目。该项目的创意来自波兰驻伯尔尼大使馆文化专员弗洛里安•乌里扎吉（Florian Uryzaj）以及《日内瓦报》记者兼剧作家瓦尔特•韦德里（Walter Weideli），目的是向对方的国家介绍本国的文化。

《日内瓦报》推出的文化副刊用波兰语翻译出版，向《华沙生活报》的读者描绘了瑞士的思想艺术生活。而《华沙生活报》也推出了一本法语副刊，向《日内瓦报》的读者介绍波兰的文化生活状况。文学评论家弗兰克•约特朗（Frank Jotterand）也不禁技痒，在《洛桑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阐释波兰当代文化的文章。《新伯尔尼报》也不甘落后，顺势推出了一本宣传波兰的刊物。

瑞士驻华沙大使弗里德里希•吉卡斯（Friedrich Gygax）和波兰驻伯尔尼大使约瑟夫•科斯吉特斯基（Józef Koszutski）亲自负责相关文章的收集和翻译工作，并且为这两本文化副刊撰写导言。瑞士文化基金会也出资征集了一些稿件。最后，副刊的编辑工作由两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各自完成。在瑞士方面，参与该项目的人员可谓是群星荟萃：作家胡戈•罗彻尔（Hugo Loetscher）描绘了苏黎世的戏剧发展形势；剧作家瓦尔特•韦德里介绍了瑞士法语区的戏剧发展形势；指挥家恩奈斯特·安塞美（Ernest Ansermet）阐释了瑞士音乐的领先地位；小说家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 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各自发表了一篇关于瑞士文学的文章。《日内瓦报》推出的文化副刊的主要基调是向波兰读者展示瑞士文化舞台的动态形象，这种形象与瑞士的传统观念息息相关，正如夏尔利•奎约特（Charly Guyot）教授在他的一篇关于瑞士法语区文学的评论中所勾勒的那样。

波兰方面推出了文化副刊的基调与瑞士方面是一致的，主要强调了波兰的一些文化成就，如安德烈·蒙克（Andrzej Munk）专门提到了安德烈·华依达（Andrzej Wajda）所创办的波兰电影学校。此外，副刊还隐晦地介绍了波兰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在创作时所遇到的困难。

去政治化是瑞士与波兰的文化交流的出发点。两国在编纂各自的文化副刊时都小心翼翼，避免碰触敏感问题。如瑞士剧作家马克斯·弗里施的一篇文章由于政治立场过于鲜明被枪毙，而波兰女作家玛丽亚·东布罗夫斯卡（Maria Dąbrowska）的一篇稿子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尽管碰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日内瓦报》对于两国文化交流的成就还是感到非常满意。1960年11月12日，该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是：“《日内瓦报》现在有两百万波兰读者”。

参考档案：
-    瑞士联邦档案馆，E 2200.151, 1976/88/18 (瑞士驻华沙大使馆)。
参考书目：
-   马修·吉拉贝尔（Matthieu GILLABERT），《在国际舞台上的瑞士文化基金会：四幕剧》，参见克劳德·奥塞尔（Claude Hauser）、布鲁诺·赛格（Bruno Seger）、雅克布·塔耐（Jakob Tanner）合著：《文化与政治之间：1939年至2009年的瑞士文化基金会》，日内瓦，斯拉特金纳出版社2010版，第81-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