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的《第二条道路》

par Matthieu Gillabert

Matthieu Gillabert est historien et collaborateur au Domain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 l’Université de Fribourg. Après avoir défendu sa thèse sur la diplomatie culturelle suisse (Dans les coulisses de la diplomatie culturelle suisse, Alphil, 2013), il mène actuellement ses recherches sur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Est-Ouest pendant la guerre froide et sur les mobilités étudiantes francophones après 1945.
, Matthieu Gillabert is collaborator at the Domain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University of Fribourg, Switzerland). His doctoral thesis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Dans les coulisses de la diplomatie culturelle suisse (Alphil, 2013) and he actually conducts some research on the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s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on the students’ mobility in the Francophonie after 1945.

decolonization
Africa
cultural exchange
technical cooperation

就其属性来说,人种博物馆参与国家对外文化关系的构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二十世纪初,人种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异国偏远地区的居民,对该学科发展的相关社会环境的研究已退居次要地位,因此人种博物馆更应该在文化外宣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尽管它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向国内公众和学者展示自己的藏品。

在上世纪70年代,联邦政治部组织了一次内部研讨,主题是如何更好地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推行其对外文化政策。在当时,瑞士文化外宣工作的手段乏善可陈,主要是发行一些应景之作以及不断重复一些陈词滥调。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大多数都是文盲,如何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瑞士文化确实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瑞士技术合作组织对此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

1976年,联邦政治部文化司在保罗·斯托费(Paul Stauffer)的主持下发布了一份报告,神秘兮兮地指出应该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第二条道路”。 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首先,“第二条道路”的对立面是“第一条道路”,也就是说瑞士自二战结束以来所奉行的外宣模式。为了弥补“第一条道路”的缺陷,“第二条道路”以本国的学术资源为依托,主要是人种博物馆以及瑞士大学所培养的人种学家。保罗·斯托费认为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寻找国家认同,而确立认同感需要重新收集整理一些相关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些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瑞士博物馆的藏品,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1974年,瑞士非洲研究会在日内瓦成立。

报告呼吁瑞士加强与非殖民化国家的合作,在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援助,以便在这些国家设立一些文化机构;瑞士博物馆归还相关藏品的可能性则不在探讨范围之列。应该说这一观点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0年在威尼斯召开的政府间会议的影响。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文化的发展”的新理念,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发展自身的文化。

实际上,报告反映了瑞士文化外宣意识的觉醒,那就是在推行对外合作政策的同时不能回避文化问题。1977年,联邦政治部高官弗朗西斯卡·伯莫塔(Francesca Pometta)夫人承认了这一点。她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在与第三世界的合作中加入文化因素,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的阶段。由于发展性援助是以经济与技术效益评估模型为唯一的标准,因此对于受援国来说,接受援助就等于全盘西化的开始。”

瑞士文化基金会最终部分实现了上述目标。为了给在瑞士举办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节提供资金支持,北南委员会应运而生。这一机构的宗旨是不但要促进文化的单向传播(从瑞士到国外),而且要实现真正的跨文化对话。在这种形势下,比尔市举办了一场非洲研讨会,而弗里堡国际电影节也拉开了帷幕,后者得到了瑞士文化基金会和瑞士技术合作组织的共同支持。

 

参考档案:

瑞士联邦档案馆, E 2003 (A), 1990/3/400.

文章

Third-World Film Festival

Poster for the 3rd Third-World Film Festival (today: Fribour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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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的《第二条道路》

19702000

就其属性来说,人种博物馆参与国家对外文化关系的构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瑞士海外移民服务于瑞士文化外宣

19161976

很久以来,瑞士就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当国家处于经济困境时,许多瑞士人就到国外去寻找生存空间。瑞士在16世纪就已掀起了移民的狂潮。

瑞士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处理文化关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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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瑞士成为教科文组织会员国。瑞士不仅加入了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更重要的是与国际关系协调网络实现了对接。

卢梭:瑞士制造

19451968

湖光山色、世外桃源、自由乐土、教育为本,这就是瑞士希望对外输出的国家形象。为了瑞士文化外交的利益,人们有意将卢梭打上“瑞士标签”,经常将这位哲学家工具化、瑞士化,并且对他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

瑞士对日本文化传播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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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非常喜欢图书展览会的国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瑞士出版商在日本多次参加这类活动。不过瑞士文化基金会和瑞士外交部门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提供支持。

一位心系瑞士文化对外传播的青年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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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文化基金会于1939年成立,其初衷是保卫瑞士本土文化。在当时,瑞士认为外国宣传机器的渗透已经对瑞士的本土文化构成了威胁。

建筑师勾勒出二战后瑞德文化关系的第一批蓝图

1945

二战后,瑞士与德国邻居的文化关系一直是官方机构内部避免谈论的问题。德国在道德上又一次被欧洲国家所孤立,其文化影响力在国外要么被完全消灭要么被迫化整为零。

巴黎国际大学城瑞士馆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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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外交和学术外交的象征,巴黎国际大学城瑞士馆是瑞士文化外宣在国外的定点机构之一。  

瑞士文化基金会的先生们…和女士们!

19392012

瑞士文化基金会的领导机构首先是基金会理事会,最初由25名成员组成。理事会下设常务秘书处,这个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壮大。2011年,基金会根据新的《文化法》进行了重组,其理事会成员缩减为9人。

文化与教育促进和平建设

194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句话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该组织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