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外交体系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跨学科、跨行业的新型人才：外交官作家。这些两栖明星在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在文坛上也混得风生水起。其实外交官从事文学创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正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随着外交文学的成熟与发展，外交部发布的工作报告也越来越简明扼要、中肯切题。

20世纪初期，法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外交官作家，如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本名Alexis Léger）、保罗·毛杭（Paul Morand）。在这些人中，保罗·克洛岱尔可能是唯一一位能够在外交官和作家这两种职业之间做到游刃有余的人。其他几位外交官作家则是利用法国对外事业宣传处这一平台取得成功。法国对外事业宣传处于1920年成立，隶属法国外交部，该部门的创立标志着法国在一战后在文化外交方面的创新。

那么在同一时期，瑞士的外交官作家的情况如何呢？与法国相比，瑞士的外交体系不够发达，出版业又按照四种语言区的界限进行分割，力量分散，在与邻国同行的竞争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巴黎的出版业比肩。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瑞士作家经常在法国或者德国发表他们的作品，很少有人能像法国作家那样发挥国家文化大使的作用。

在上世纪70年代，外国游客和应邀来瑞士参观访问的外国人士为瑞士对外开放以及与其它国家的对话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In 1948, the French geographer André Siegfried supplies the Federal Authorities with an excellent tool for propaganda.

1981年库伯莱的一部著作在纽约出版。在这本书中，瑞士文化基金会写成“为了瑞士复兴基金会”。

1977年10月，沙特阿拉伯报纸《Al-Gezirah》的一位记者在他的一篇报道中抒发了他对瑞士自然景观的热爱之情。

二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游客来瑞士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