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光山色、世外桃源、自由乐土、教育为本，这就是瑞士希望对外输出的国家形象。为了瑞士文化外交的利益，人们有意将卢梭打上“瑞士标签”，经常将这位哲学家工具化、瑞士化，并且对他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总而言之，这位杰出的思想家的方方面面都已物尽其用，为瑞士正面形象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卢梭开始在哲学辩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当时瑞士文化处于欧洲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这位学者却心甘情愿地为瑞士摇旗呐喊，宣称自己具备一定的瑞士文化气质。“日内瓦公民”屡次对瑞士政治制度大加赞赏，即使这种制度其实是被理想化了。在他眼中，瑞士联邦州的政治组成精炼高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鸿沟。卢梭在小说《新爱洛绮丝》中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瑞士壮丽的湖光山色，可以说这部18世纪的“畅销书”为瑞士正面形象的输出做出了贡献。简而言之，卢梭是诗人也好，教育家也好、音乐家也好还是哲学家也好，他的这些职业身份后来都成为瑞士文化外宣的工具，针对的是不同的受众。

二战后，瑞士文化外交对卢梭形象的输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战后初期，卢梭成为宣传瑞士田园生活的首选人物。借助这位学者可以对外阐释瑞士几百年来一直是一个注重自由与教育的国度：自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以将，瑞士当之无愧地成为教育学的摇篮。

随着现代外交体系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跨学科、跨行业的新型人才：外交官作家。这些两栖明星在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在文坛上也混得风生水起。其实外交官从事文学创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正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随着外交文学的成熟与发展，外交部发布的工作报告也越来越简明扼要、中肯切题。

20世纪初期，法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外交官作家，如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本名Alexis Léger）、保罗·毛杭（Paul Morand）。在这些人中，保罗·克洛岱尔可能是唯一一位能够在外交官和作家这两种职业之间做到游刃有余的人。其他几位外交官作家则是利用法国对外事业宣传处这一平台取得成功。法国对外事业宣传处于1920年成立，隶属法国外交部，该部门的创立标志着法国在一战后在文化外交方面的创新。

那么在同一时期，瑞士的外交官作家的情况如何呢？与法国相比，瑞士的外交体系不够发达，出版业又按照四种语言区的界限进行分割，力量分散，在与邻国同行的竞争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巴黎的出版业比肩。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瑞士作家经常在法国或者德国发表他们的作品，很少有人能像法国作家那样发挥国家文化大使的作用。

瑞士罗马研究所是瑞士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当代文学基本沦为瑞士文化政策的弃儿。

胡戈·罗彻尔（Hugo Loetscher）是作家和记者。他的经历真实地体现了文学在瑞士文化外宣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瑞士罗马研究所的留学经历使艾蒂安·巴里烈（Etienne Barilier）文学生涯得到了质的飞跃。

为了向国外宣传瑞士文化，瑞士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将本国作品翻译成国际通用语言。